五四随想：从西学东渐到科教兴国
作者：王扬宗（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西学东渐三百年
自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开始，中国科学开始了逐步融入世界科学的历程。从明末至清末的300年，是西方科学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期，即所谓“西学东渐”。这一时期，恰好是西方发生近代科学革命的年代。令人遗憾的是，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对同时代西方发生的科学革命毫无感知，而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的这一狭窄的交流渠道，在清代中叶也几乎中断了。
鸦片战争前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输入中国。洋务运动中更是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号召，这样就开启了中国的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然而，直到清朝覆亡，大清王朝并没有建立任何独立的科研机构，事实上也没有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现代工业亦寥寥无几。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仅限于器物层面，而与科学有关的制度，如近代大学和专业学会、国立研究机构等，几乎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至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人们的认识也还相当肤浅。
总而言之，300年的西学东渐，不过是传入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科学事业。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强国
20世纪初叶，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将科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清末民初，科学救国思潮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前后，一批留学生在欧美科学发达国家跟随著名科学家学习深造后归国，将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体制移植到中国，为中国现代科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以中央研究院的成立（1928）和一系列专业学会的成立或改组为标志，科学家这一新的角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上了中国社会的舞台。但连续不断的内忧外患和社会变革，严重挤压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空间，新生的中国科技界还十分弱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给中国科学带来了新的希望。整合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其他研究机构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其规模就超过了原中研院和平研院之和的数倍。经过院校调整，建立了以苏联高校为模式的一系列大学和专业院校，迅速培养出一大批各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新建了一大批地方和行业科研机构。这样就建立起包括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系统、高等院校、与各部门各行业科研机构，以及地方科研机构等“五路大军”为主体的全国科研体系，奠定了中国当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
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仅仅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先后研制成功“两弹一星”、完成了大庆油田的勘探和开发、杂交水稻的选育等既具世界水平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成果。这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兴起，人们才能客观地审视那一段非常的岁月。科学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发展路线，虽然成就了“文革”前十年中国科学的跨越发展，但也导致中国科学事业的基础薄弱，后劲不足。
从体制改革到科教兴国
改革开放的年代，党和国家将科学技术现代化摆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国家对科研体制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改革。
科技体制的改革，克服了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科研单位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调动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但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科技体制改革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一些年，国家对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投入相对比例不升反降，迫使许多科研机构转变科研方向，许多基础研究项目和战略性技术的研发被迫中断，“脑体倒挂”一度十分突出，造成了大批科技骨干人才流失等，扩大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
到20世纪末，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自主创新发展能力较低的问题日渐突出，党中央及时调整科技发展方略，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随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20世纪末，中国科技终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六部委联合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以及教育部的“211工程”、“985工程”与“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稳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显著提高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从1998年以来，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大幅增长。每年增幅都在10%甚至20%以上。
1998年全国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1289.8亿元。其中1998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额达466.5亿元。15年之后的2013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31846.6亿元，占GDP比首次超过了2%。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使我国的科技条件建设焕然一新，科技人才的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促进了我国科技产出的大幅增长。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SCI收录的中国论文数量2001年居世界第8位，但到2009年，已跃升至世界第2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正在进入近百年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深化改革 任重道远
在当前科技事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科技界还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科技体制方面。
就现代中国的经验而言，科学事业必须得到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和领导，但科学与政治的高度结合则容易破坏了科学共同体内的游戏规则，妨害着科学的发展。以政治路线替代科学政策，以政治标准替代科学标准，对中国科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激进的年代，它使许多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形成科学界官本位文化的根源。
中国作为一个科学后发国家，利用科学为国家目标服务就成为中国当政者和科学家的首要任务。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清末自强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清末民初的“科学救国”思潮，到解放初期的“向科学进军”，以及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和当今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民族复兴的渴望。这就使本来还没有健康成长起来的中国科学界担负了过多的重负，而对科学事业基础的培植则视为不亟之务，长期得不到重视。
科学以探索真理为根本目标。科学服务于政治则政治干预科学，科学服务于经济则经济干预科学。只有尊重科学本身的价值，才能减少政治或经济对科学事业的过度干涉，实现学术自主，激励学术创新，防止学术腐败。
在这些方面，不仅国际上成熟的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近百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教训也亟待总结吸取。惟有如此，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才能实现新的跨越发展，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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